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已由禀赋资源驱动（人口红利、资本投入等）向创新要素驱动（科技知识、智力人才等）转变。发展科技创新能力、抢占和引领科技创新前沿已经成为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竞争力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城市是创新的孵化器：城市所提供的地理邻近为创新主体间频繁的面对面交流创造了可能，也为孕育相互信任和共同价值的本地“关系资产”提供了空间场域；同时，城市中要素集聚所创造的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也为创新提供了必要的公共性服务、专业化环境和多样性机会，这些对新知识的产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一个城市的知识储备和创新资源是有限的，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全球竞争，闭门造车会使城市陷入“技术锁定”，从而导致经济衰退。

所以，要维持城市的持续竞争力，不断地更新既有知识技术是必然的选择—以合作的方式接入跨城创新网络是城市打破路径依赖和技术锁定的有效途径。在此过程中，城市不仅可以获取新的知识技术，也可以获得新的创新资源和市场信息，从而进行相应的自我调整和更新。

从城市群的角度来讲，区域整体的创新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区域内个体城市的创新能力，也取决于区域内城市之间的协同合作水平和网络化程度。研究城市群知识合作网络演化的特征，不仅能深化对网络社会和知识经济背景下城市组织模式的理解，也能拓展和丰富对城市创新过程的认知，进而为制定区域和城市创新发展政策及空间引导措施提供参考依据，具有实证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在实证研究层面，城市知识合作网络成为城市地理和创新地理研究领域关注的热点，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数据选择与网络构建。在数据选择方面，较多研究采用不同城市之间知识合作成果的数量，作为城市知识合作网络构建的基础，包括合作论文、合作专利、合作项目或协议；部分学者采用专利转移信息构建城市知识网络，并认为在知识产权度让过程中存在合作关系；也有学者利用城际人才交换流动来构建城市间的创新互动关系。在网络构建方面，有研究采用创新产出代理法直接构建城际合作联系矩阵；也有学者采用重力模型拟合法间接模拟城市间知识流强度。

第二，空间特征与拓扑结构。在空间结构方面，已有研究利用传统空间分析法，揭示了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空间格局和等级差异；也有学者探讨了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单中心和多中心特征；在拓扑结构方面，学者们基于复杂网络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考察了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小世界性、无标度性和同配性，以及个体城市在网络中的度中心性、邻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等。

第三，演化机制与影响因素。已有研究大多基于邻近性理论开展实证研究，发现地理邻近性、制度邻近性、认知邻近性、社会邻近性等多维邻近性，对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演化和形成具有显著的影响。当前，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研究的理论边界被不断拓宽，研究内容也更加多元，但有关不同区域知识合作网络结构差异的横向对比研究相对较少。此外，关于不同地域要素对不同区域知识合作网络影响机制的研究也相对较少。

在规划实践层面，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总体战略的推进实施，培育创新型城市群、围绕城市群建设国家级乃至世界级创新城市，已经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创新竞争的重要战略抓手。

加强跨城合作、构建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则被作为最主要的举措之一。例如《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2015）》指出，构建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加强创新合作是实现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基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2019）》

强调，要加强区域内多维度的科学技术合作，构建长三角区域“创新共同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019）》强调，要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构建开放型融合发展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

鉴于以上背景，本文选取京津冀城市群（以下简称“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下简称“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以下简称 “大湾区”）三个国家级城市群为对象，利用 Web of Science（以下简称WoS）论文合作数据分别构建 2002—2006 年和 2012—2016 年两个时间段的城市群知识合作网络，并对比分析它们在演化过程中的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