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反映首府引力效应的变量（Cap1 和 Cap2）仅对长三角城市群知识合作网络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数量比其他两个城市群多，行政区构成更加复杂，合作连接的类型更为多样化（例如其他两个城市群中不存在异省地级市之间的合作），因此，首府引力效应更加突出。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判断，区域内部知识合作网络的结构模式受到多种地域因素的影响，且同一种地域要素对不同区域内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影响不尽相同。除了以上列举的影响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可能的影响要素对知识合作网络也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城市之间的创新战略联盟协定等。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和不同的地域语境，这些地域性差异是决定区域知识合作网络结构模式和演进路径的关键要素。

结论与讨论

本文对比研究了长三角、京津冀和大湾区城市群知识合作网络演化的结构特征，并探讨了影响三个城市群知识合作网络结构演化差异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4.1  城市群知识合作网络演化具有“空间依赖”和“路径依赖”双重特征

总体来讲，三大城市群的知识合作网络演化均遵循“空间依赖”和 “路径依赖”的双重特征，即网络的空间结构发展演化均呈现出渐进式和累积式的演进模式。

首先，由于知识具有地域“专属性”和“异质性”，不同地方的文化、制度差异导致了不同的专业化知识和技术积累。新知识的产生有赖于不同知识的融会贯通，跨本地的合作成为新知识生产的必然途径。

但是，这一过程并非随机的，特定知识之间的选择性和特定性结合，才可能产生有效创新。因此，不同地方之间的合作联系，必然遵循特定的知识交互目的，而知识合作网络的演化则必然呈现出特定的空间形态并保持相当的稳定性。这一逻辑过程反映的就是知识合作网络结构演化的 “空间依赖”特征。

其次，知识合作的过程本质上是创新主体社会关系网络结成和维系的过程，而社会网络的动态过程既作用于、也受制于“网络惯例”—被多数网络成员所接受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和规范共识。

这种网络惯例具有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其中蕴含着特定的社会实践过程和社会资本积累，这些社会资本包括默认规范、共同技术范式、信任关系等。这些都是长期积累循环而成的，它们对于遏制机会主义、维护地方秩序、促进创新扩散有着独特的作用。

因此，知识合作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遵循特定的网络惯例，具有循环积累和自我强化的特征。基于这一逻辑，知识合作网络结构的演化过程表现出 “路径依赖”的特征。

4.2  城市群知识合作网络呈现出显著的“非均衡”特征

研究发现，三个城市群的知识合作网络空间结构呈现出显著的“非均衡”特征。其中，京津冀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网络连通性的极化程度最为明显，北京的“虹吸效应”显著，不仅没能带动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发展，反而对它们形成了“集聚阴影”。

在大湾区城市群知识合作网络中，“广州—香港”双极结构明显，但深圳、珠海也快速崛起，逐渐呈现出多极化格局。长三角城市群知识合作网络发展最为均衡，且核心城市对外围城市呈现出圈层式、递推式的带动作用。当然，从时间纵向上看，三大城市群的知识合作网络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均衡化发展趋势。

4.3  城市群知识合作网络结构演化受多种地域因素的影响

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大部分所选地域因素均对三大城市群知识合作网络的结构演化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相同的地域因素对不同城市群的知识合作网络的结构演化作用并不完全一致。通过判别这些地域因素对城市群知识合作网络的影响程度，可以制定有针对性的优化策略。

例如地理距离对三大城市群知识合作网络的结构演化均有阻碍作用，因此，进一步增强交通联系是实现知识合作网络一体化的必然选择。再比如，知识相似性对京津冀城市群知识合作网络的结构演化有显著的负影响，说明知识和技术的同质化对其知识合作网络的形成有阻碍作用，应该大力提升区域知识技术的多元化发展。

结合前文分析，可以总结并提炼出若干政策启示：

第一，鼓励参与和嵌入区域知识合作网络，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具备区位优势和自身禀赋条件较差的城市而言，通过参与和嵌入知识网络，一方面能获取外部新知识和新技术；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扩大自身的优势和特色。

第二，减小“权力等级”的干预，削弱“行政边界”的阻碍作用。由“权力等级”形成的层级体制，以及由“行政边界”造成的壁垒效应，是城市群知识合作网络平衡发展、知识转移溢出效应以及跨地合作的主要障碍。

因此，在促进区域协同创新的过程中，需要从顶层制度层面考虑如何降低政府干预和打破边界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