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上述两大难题，是后工业时代规划设计师的核心任务。
季风气候作为中国主要文化定型和发展地区的重要特征，千百年来塑造了中华民族的自然生存环境、建成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季风文化根植于中国人对自然周期的深刻理解，显著影响了空间规划、农业及建筑技术、水管理技术、物质和营养的循环利用的哲学、方法论和技术。在空间规划与设计中，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因地制宜的布局，以适应季风气候。风水理论在规划中融合自然地貌与人类需求，例如，村落多选址于高地避洪，同时靠近因季风雨水得到滋养的平原。城市设计也融入季风智慧，例如，江南的水网系统、黄河平原的城市水塘湿地系统，都体现了中国传统城市的气候韧性特征[24-25]。在水管理方面，季风降水的季节性波动推动了中国古代水资源管理技术的发展。以都江堰为代表的古代水利工程，通过分水堰和输水渠实现防洪与灌溉平衡，使成都平原旱涝无虞，是气候韧性工程的典范。在农村地区，水塘和人工水圳被广泛应用于蓄洪和灌溉，展示了与季风环境的高度适应性[26-27]。季风文化中的农业与建筑设计高度重视自然采光、通风、水资源及原材料和营养的循环利用。梯田、陂塘、基塘、垛田系统是季风地区的经典农业模式，适应于不同的气候和水文条件来造田和种植。四水归明堂，财水不外流的理念，通过农田雨水和尾水收集、庭院排水系统等实现水资源和养分的再利用，废物和污染物的概念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并不存在。节约、再用和循环再生是中国传统建成环境中的系统性原理。除此之外，中国地理和生境多样性，为生存挑战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尤其是中国人多地少的限制条件，孕育了节制和高效利用自然资产的文化基因，成就了中国曾经的“桃花源”。它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使高密度的人口生活在一个资源非常有限的生态系统内，延续了一个超稳定的农业文明[28]。季风文化主导的空间规划、智慧的水资源管理和物质循环利用技术，也为现代气候适应和韧性城市规划设计提供了宝贵的借鉴[29-30]。至少有两方面的启示：其一，用最少的土地，构建最有效的生态空间：控制关键生态空间，如龙山、水口、水脉等，形成高效的格局。无论是首府城市还是民间村庄的选址，都广泛遵循这个规划理念。其中，水过程的适应和管理是这种传统规划理念的核心。其二，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基于自然的、具有整体效益的生态保护与生态工程技术，实现整体的生产和生活所需，其中，水的调控设计和工程是核心，通过水过程的整体性设计和工程，获得全面的生态系统服务，包括生产、环境调节、自然资产保护和精神文化服务。自然经济下，“被迫气候韧性的”传统桃花源模式在遭遇工业文明之后，已然一去不复返了，这个时候需要有新的、更高效的基于自然的技术(NbS技术)和基础设施，来构建当代的气候韧性城市——新桃源。核心是需要解决基于自然途径的两大关键难题。基本思路是将传统智慧科学化和标准化，以适应后城市时代大规模的气候适应和生态重建工程：其一，规划建立生态安全格局(ESP)，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科学高效协调自然保护与发展的空间格局，实现精明的保护与精明的发展，实现国土空间的气候韧性；其二，提炼、实证检验和强化NbS生态工程技术，并将其模式化和标准化，满足规模化EI的构建需求。3.1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开展气候韧性的国土空间规划
气候韧性的国土空间规划的目的是既要解决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又要保护自然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基本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不受严重损害，包括旱涝调节、极端气温的调节、海平面上升的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质生产服务(碳汇)、人类的文化与精神需求服务[31]。席卷大地的农业工业化以及“三通一平”的城市建设模式对自然系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著名生物学家E.O.Wilson将砍伐森林以获取经济利益比作为了做饭而烧毁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提出应保护和修复地球的50%以遏制第六次大规模灭绝并维护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保障人类长期生存和地球气候韧性[32-33]。
事实上，量的指标仅仅是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或者更重要的是空间格局的优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促成了对ESP理论和方法的探索[12]，也成为现阶段气候韧性国土空间规划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解答这个问题的底层逻辑是“土地不是平的”，不能仅仅依靠用地数量和指标平衡来解决。在各种红线划定中，忽视土地整体生态系统的空间格局与功能的多样性将会造成事与愿违的悲剧。典型事例是当划定高标准农田时，规定基本农田红线范围内“不准种树”“不准挖池塘”等荒唐的原则，完全忽视了生态和生物多样性和它所具有的综合服务作用，其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毫无气候韧性的“红线敌托邦”[34]。各种用地，包括自然林地、湿地、陂塘、农田、菜园、农作物大田以及居住用地，应该有机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能产生综合生态效益的生态系统，这才是生态文明的“活”的高标准农田和丰产的土地。当然这个生态系统里面也有基础设施，那就是生态基础设施，如湿地、陂塘、蓝绿交织的河流廊道所构成的水生态基础设施。其他环境保护名义下的红线划定同样需要克服单一片面的思维模式，才能构建气候韧性的城市和国土空间。
